反腐专题片何以引发关注******

　　多地纪委全会召开前后推出警示教育片 大力营造严的氛围

　　反腐专题片何以引发关注

　　本报记者 韩亚栋 管筱璞

　　1月28日，春节假期结束后首日，湖南省十二届纪委三次全会现场播放了专题片《忠诚与背叛——2022湖南反腐警示录》；当晚，《一严到底——贵州正风肃纪反腐》在贵州卫视开播。此前，江西、广西、海南等地也纷纷推出《“赶考”路上》《清廉建设 勇毅前行》《利剑护航自贸港》等专题片。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正风肃纪反腐实践成果转化为警示、教育、宣传资源，有助于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增强对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价值情感认同。专题片在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反映了干部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成效的认可，更饱含着公众对持续深入正风肃纪反腐的新期待。

　　释放反腐败斗争一刻不停、永远吹冲锋号的强烈信号

　　酒以百箱计，烟以千条计，家成了烟酒店铺，自己俨然就是烟酒老板——《忠诚与背叛》中，湖南省农村信用联社党委原书记赵应云出镜忏悔：“这三年时间在农信社，是被烟熏倒的，是被酒醉翻的。”

　　在湖南省农村信用联社工作期间，赵应云在干部职务晋升、贷款发放等事项中，大肆收受礼金、烟酒、购物卡等，小到几千元，大到几十万元，涉及人数之众、金额之多，令人触目惊心。赵应云称，烟酒于他，有如“家庭的印钞机”，“单位给我发的是年薪，我通过处理和变卖烟酒，特别是通过我的司机来变卖，司机给我发的是月薪”。其妻明知这些烟酒来路不正，却乐在其中，“觉得(信用社)是企业性质的，可能没那么严”。今年1月，赵应云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自2018年起，在每年的湖南省纪委全会现场，都会播出警示教育专题片《忠诚与背叛》，与会人员人手一本《警示录》。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反腐专题片既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忠实记录，也是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反腐专题片多点开花、渐成惯例，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刻不停、永远吹冲锋号的强烈信号。

　　《清廉建设 勇毅前行》中，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委原书记李新元反思称，自己的毛病是“贪权、贪财、贪色、贪玩”。

　　“李新元表面上说对党忠诚，实际上却早已丧失理想信念，是典型的‘伪忠诚’。”专题片披露，李新元在各种会议上要求党员干部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自己却首先变质。未如愿晋升副省级干部，他竟听信风水转运之说，把行政大楼前的4000多平米荷花池填平。

　　李新元善于伪装、到处作秀，包装其廉洁自律形象。其胞弟交代，“表面叫我们不要打着他的旗号，私下里让我们去钦州和贵港拿到项目，非法得到了一定的利益。”接受老板宴请时，他多次带头并号召在场公职人员各自掏出100元作为“伙食费”。

　　经查，2003年至2021年，李新元直接或通过其特定关系人索取和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亿余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的占97%，党的十九大后收受的占82%。最终，李新元被“双开”。2022年9月，李新元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从主政一方的‘一把手’蜕变成当地政治生态的‘污染源’，专题片披露的案例警示我们：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庄德水说：“必须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剖析腐败案件的政治危害，督促引导党员干部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忠诚与背叛》呈现的湖南省湘潭市委原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曹炯芳案，引发关注。不少人注意到，专题片讲述该案的切入点是腐败问题，落脚点是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坚决、不彻底、不到位问题。

　　城市建设本应根据地方实际量力而行。2016年5月，曹炯芳就任湘潭市委书记后，在全市大拆大建，不顾财力、不切实际盲目提出，将每一条城市道路打造成景观路、精品路、样板路，累计铺排项目345个，总投资617亿元。钱从何来？曹炯芳给的政策是——创新融资渠道，大开举债闸门。市、县两级平台公司争相当起违规融资举债的急先锋。

　　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党中央要求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曹炯芳却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继续违规举债，当地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在任5年多里，湘潭成为湖南唯一被财政部列入一类预警地区的市州。

　　曹炯芳在片中“现身说法”：“正是因为对中央的大政方针贯彻不坚决、不彻底、不到位，有些方面搞了变通，所以为湘潭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未来留下了很沉重的负担，我是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为有效化解金融风险，按照党中央和省委部署，湖南省纪委监委将违规举债和虚假化债专项监督作为开展政治监督的重要任务。省纪委监委坚持从政治上查起，把债务问题作为审查调查重点，深挖彻查背后权钱交易、利益输送问题，共留置曹炯芳等69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涉及党和国家方方面面，每一项都与全国人民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紧密相关，每一项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这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使命。

　　海南自贸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和对外开放重大举措。人才是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生力军。2018年5月，海南启动“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出台人才落户、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服务保障政策。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办证中心履行出入境管理及户口迁移管理职责，时任中心副主任梁宁、辜春漫等人本应为来琼人才提供便利高效落户服务，却为非法中介团伙办理“假人才”虚假职业证书认证和户口落户大开绿灯。不到两年，累计违规办理3465名“假人才”落户，帮中介非法获利逾1.6亿元，从中受贿3000余万元。

　　海口市纪委监委对涉案公职人员立案审查调查19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4人，移送司法机关18人，追回赃款1.6亿余元。梁宁、辜春漫等人被“双开”。市纪委监委发出以案促改工作建议，督促海口市公安局党委开展违规落户人员户籍清退等整改工作。该局在整改中完善规章制度，不断推出各项为民便民利民举措，户政业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我们对案件的反思整改，并没有停留在通报个人贪腐问题上，而是通过深刻剖析案件的政治危害，引导大家反思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存在的差距，不断纠正政治偏差，不断校正发展航向。”海口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杨会春说：“政治监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也是督促全党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举措，要在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上下更大功夫。”

　　既在“惩”字上下功夫，又着力做好“治”的文章，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

　　《清廉建设 勇毅前行》中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深入推进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要着力在“惩”字上下功夫，又要做好“治”的文章。

　　自2015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先后有四任“一把手”被查处。作为继任者，该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李健却并未汲取教训。他让妻子改行当律师，通过收取服务费等方式来收受好处费。2014年至2021年，李健利用职务便利，为20多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物资采购、人事任免、刑罚执行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37万余元。2021年8月，李健被“双开”。2021年12月，李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150万元。

　　针对此案暴露的监狱系统“一把手”腐败、官商勾结等突出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加大整治力度，查处钟山监狱二监区原教导员向军等一批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分析研判腐败问题成因，提出纪检监察建议，推动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制定了24项制度。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组织开展全区监狱系统“系统促治”工作，紧盯监狱系统“减假暂”、工程项目建设、国有资产管理、人财物审批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研究制定《广西监狱人民警察错案责任追究实施办法(暂行)》，划出错案追责“红线”；建立健全招投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招标管理办法，建立“防火墙”；建立计算机随机抽取代理机构、业主评委工作机制，全面实行招标采购工作信息化管控，做到全程留痕；完善“减假暂”案件信息化办案平台，实现案件档案数字化，可查询、可追溯。

　　《利剑护航自贸港》中，这样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2020年10月，在海南省纪委监委督促下，临高县政府对长岛蓝湾房地产项目3栋违建高楼依法拆除。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临高县，素有“鱼米之乡”美誉。一段时间以来，该县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缺失，县委县政府多名“一把手”自身不正、任性用权，使得长岛蓝湾房地产项目违规建设，侵占海岸带，破坏红色景区风貌。海南省纪委监委坚持自然生态问题和政治生态问题一起查，全面揭开临高系列腐败案的“盖子”，铲除了长期以来阻碍临高经济社会发展的积弊毒瘤。

　　临高在全县广泛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对全县违规填海造地、侵占海岸带等破坏自然生态问题进行排查整改，针对一些党员干部违规办企业、插手工程、吃喝风严重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坚决肃清系列腐败案件造成的影响，持续打造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

　　作为临高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一度因不法商人与领导干部相互勾结、霸占公共码头和海域影响开发建设。随着以案促治深入推进，县政府依法收回被长期圈占的金牌港码头使用权，大力发展东港码头装配式建筑产业，推动西港码头旅游和游艇生产基地建设，彻底扭转园区发展停滞不前局面，金牌港开发区重焕生机，一跃成为海南十三个重点园区之一。

　　坚决铲除啃食人民群众利益的“蝇贪”“硕鼠”，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打虎拍蝇”的背后，是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这在专题片中也有生动呈现。

　　“那大镇那恁村委会爱图村民小组原副组长符冠余，长期把持操纵爱图村民小组，挪用和侵占集体资金几千万元用于偿还债务、个人挥霍及家庭花销。”2018年9月，一封中央巡视组转来的群众来信，引起海南省儋州市纪委监委关注。不久，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转来的举报件，同样指向符冠余。

　　调查发现，符冠余长期与多名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勾结，聚众赌博，放高利贷，拉拢村民小组干部，威胁恐吓村民。他还操纵村民小组选举，李永海被推到前台，成了爱图村民小组组长，成为其侵占集体资金的帮凶。

　　儋州市纪委监委抽调多名办案骨干成立专案组，加强与公安机关协同配合，对符冠余等人违纪违法问题深挖彻查。经查，2012年至2018年，符冠余指使李永海从村民小组账户分17次将1677万余元集体资金转入其个人账户，李永海从中侵占93万余元。俩人还非法转让、出售宅基地79套，非法获利4000余万元。2019年7月，符冠余被开除党籍。2020年12月，符冠余、李永海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十九年；分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100万元，分别并处罚金420万元。

　　作为海南省琼海市人民医院的骨科权威，骨关节外科原主任冯光和骨病外科原主任胡东山非但没有心系患者，反而向他们伸出“黑手”。利用拍板决定用哪家骨科耗材公司产品的权力，他们毫无顾忌从中收取提成，比例最低的8%，高的达25%。这些回扣最终都是由患者来买单。

　　47岁的王雪是琼海本地人，一直做保洁，其丈夫做保安，家里有80多岁的父母和两个正在上学的子女。4年前因突发不适，家人带着王雪找到冯光治疗，做了两次手术。虽说有医保报销，个人仍要负担好几万元。这笔治疗费，对她和家人是笔沉重的负担。王雪的治疗费用中，骨科耗材共计9.8万元，冯光从中提成7800元。

　　专题片透露，胡东山和冯光在挑选骨科耗材时，从未从患者需要和减轻其负担的角度考虑，而是看哪个骨科耗材能让自己的回扣更高。2013年1月至2020年8月，胡东山170余次收受回扣228万余元，冯光150余次收受回扣总计382万余元。2021年2月，胡东山、冯光受到政务开除处分，后被判处有期徒刑。

　　案发后，琼海市人民医院出台规章制度和措施，推动把患者的医疗费用降下来。同类病患较先前的治疗费用普遍下调20%-30%。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坚决整治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多地纪检监察干部在专题片中表示，要坚决铲除一切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蝇贪”“硕鼠”，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中国纪检监察报)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