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中国风】国潮风起，吹向世界******
中新网北京10月6日电题：【十年中国风】国潮风起，吹向世界
记者 袁秀月
2022年2月7日，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滑降项目比赛现场，法国选手马蒂厄·贝莱的头盔吸引许多观众的目光。
这是一顶极具中国风格的滑雪头盔，上面汇集了大熊猫、锦鲤、龙、长城等中国元素。
资料图：法国选手马蒂厄·贝莱的中国风头盔马蒂厄·贝莱说，这是他特意为北京冬奥会设计的头盔。他特别解释，虽然今年是虎年，但龙是中国的象征，所以放了龙的图案。由此引来中国网友评价——“太懂了”。
从北京冬奥会到国际时装周，从日常消费到文化娱乐，十年来，伴随着国潮崛起、华流出海，懂得品味中国文化的人越来越多。
十年来，中国人也借由国潮，转变与自我对话的视角。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好莱坞大片《2012》中有这样一个桥段，世界末日来临，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成为拯救人类的最后希望。电影公映时，这一中国元素曾引发热议。
很长时间以来，“Made in China”是中国在世界上认知度最高的标签之一。但说起中国品牌，推崇的人却不多。即便在中国，很多人也默认“进口的”才是大牌，“洋品牌”才值得信赖。
这种情形在近年来得到改变。国潮悄然兴起，并迅速成为一种风尚，赢得90后、00后的青睐。2018年，中国运动品牌李宁携中国元素鞋服亮相纽约时装周，故宫推出文创口红，老干妈、大白兔等一批老字号集体创新，中国潮流强势出海。
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馆认证微信公众号截图。有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21年，国潮相关搜索热度上涨528%。从2016年到2021年，中国品牌搜索热度占品牌总热度比例从45%提升至75%，为海外品牌的三倍。
如今，国潮正进入“3.0时代”，不再局限于特定品牌，而是成为一种消费和文化概念。在国货崛起之外，更意味着文化与科技的全面复兴。
从“一墩难求”到中国潮玩受热捧，再到手机、汽车、家电等创新产品受到国际市场认可，有评论指出，这是“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升级。
资料图：6月25日，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东路上演了一场国潮汉服巡游活动。 中新社发 余轩 摄从“中国元素”到“中国文化”
“为什么LOGO大的衣服在浙江卖得不太好，还不如欧洲，我本来听说中国人很爱LOGO。”多年前，曾有国外服饰品牌高层如此发问。
十年来，中国消费市场快速发展，“世界工厂”亦成为“全球市场”。奢侈品品牌涌向中国，将中国元素融入产品设计，然而却常因运用不当被中国消费者吐槽。
加上中国元素就能体现中国文化吗？什么才能代表中国文化？这些问题同样萦绕在中国文化行业从业者的心头。
十年来，关于国潮文化的探索一步步展开——《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等国产动漫用“国风”挖掘中国故事；《国家宝藏》《唐宫夜宴》《只此青绿》等节目用新手段激活传统文化魅力；《人世间》《甄嬛传》《琅琊榜》等国产影视以“华流”圈粉无数；《这！就是街舞》《我们的歌》《声入人心》等国产综艺以原创引领潮流……
《唐宫夜宴》节目截图穿汉服过端午中秋，看国潮风文艺作品，传统文化正成为中国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助推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也赋予其更多新的时代内涵。在潮流之外，年轻人更期待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独特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内涵，而非中国元素的简单堆砌。
有观察家指出，国潮就是一场传统文化的“再发现”与“再流行”。
资料图：2月4日晚，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从“追逐潮流”到“开创潮流”
每次奥运会开幕式后，都会迎来世界各地观众的点评，北京冬奥会也不例外。而在众多声音中，一种观点认为，没有功夫、杂技，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太不中国了”。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看似“不够中国”的开幕式，以更加自信的方式展现出中国的传统文化美与数字科技美，在历史沉淀外更贴近时代脉搏，赢得国际社会的一片好评。
事实上，不只北京冬奥会，国潮的兴起，正在逐渐打破种种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功夫、旗袍、茉莉花……渐渐被中国网文、中国游戏和音乐、中国美妆服饰等新的文化元素所替代。
资料图：游客在“打卡”拍照。周孙榆 摄与之同理的，还有中国故事的讲述。近些年来，好莱坞式的中国故事往往难以取得中国观众的认可。在价值观之外，陈词滥调的“套路”正使其失去吸引力。
谁来定义国潮？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渴望用自己的视角，讲述中国人的故事，对中国审美再定义。
从仰视世界到更自信地平视世界，从追逐潮流到做潮流的开创者。国潮出海，背后是国人心态的变化，也是文化自信的提升。
何以中国？又当如何阐释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如今已经接过这一命题。从这一角度而言，国潮出海，或许只是一个开端。(完)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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